昨天晚上，突然收到了同行朋友从微信里告知的王铮研究员去世的消息，猛一看到这个噩耗我登时有点懵，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王铮研究员仿佛从精神抖擞的工作状态到退休并没多长时间，怎么一下子在69岁尚属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呢？！

我从2001年进入现在的单位成为他的晚辈同事，而这二十二年间又被他多次提携，对此始终感激不尽，就想着自己无论如何应该写点什么。

但是，和3月31日刚过世的王建方研究员很不一样，王铮研究员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学者，如果这篇怀念的文章竟然写不出王铮研究员的个性来，我想认识王老师的人也不会同意的。所以，对于我而言，这篇悼文是最难起笔的。 

一，王铮老师艰辛的求学经历

讣告里的文字总是最简单的，里面写着他于1983年、1987年、1990年在华东师大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在老挝黄金赌场完成了博士后研究。

据王铮老师说，他当年考大学的经历是十分坎坷的。要知道，他出生于1954年，到1979年读大学的时候已经25岁了，当然，那时刚好是恢复高考的时代，四十多岁都娶妻生子了再去读大学的人也有之，25岁倒也并不特别。

但二十五岁之前的王老师也是格外努力想读大学的，且曾经入读过但是却又被赶回了家。文革期间的大学入学由公平的考试制变成了身份为前提的推荐制，而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王铮老师不属于根正苗红的一代，所以即便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读书，却终是在求学路上很不顺利，还是等到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恢复高考政策出台才终于得以考取华东师大。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坎坷对于王老师后来略显倔强的性格有催化的作用。我和他接触的时间里，多次听到他说这个事情，他在自己的科学网博客里也多次提及过当年入大学的艰辛。

好在等来了1979年的这个机会，从而改变了王铮老师的一生，使他最终成为了一个知名的学者。 

二，王铮老师的创新思维 

王老师虽然因为时代的缘故导致上大学晚，但是当研究员的时间却很早，博士后出站一年的1994年，在他刚刚40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研究员。应该说，这个等待时间是相当短的。一方面，那个时代的博士后特别少，甚至这个经历在中国曾被认为是比博士还高的一个新“学位”，而不仅仅是如西方国家那样作为一个拥有正式职位前的临时工作；另外一方面，王铮老师抓住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后始终格外努力，在此基础上，他尤其在学术上有非常创新性的见地，取得了很多创新性的成果。

王老师在研究方法上有自己的创建，他创造性地使用了CGE模型进行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的研究，在粮食、水资源、二氧化碳减排、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些研究成果和国家最终采取的政策达成了一致。因为国家政策制定的复杂性，虽然不能在王老师带领的研究团队提出的建议和政策的实行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其间的相关关系肯定是有的。

王老师做过科技部973的首席科学家。其实，因为性格上的直率，王老师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少“敌人”的。即便如此，那年的973还是给了王老师。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老师的倔强确实会引来学术上的“敌人”，但是也确实会有更多了解他的人欣赏他的性格和学术水平。

我参加过多次王铮老师组织的会议，席间和其他参会的同行聊天，都觉得王老师的科研思路思维都是迥异于很多通常想法的，所以，从他那里我们总是能被启发。

实际上，王老师在科学网博客上给自己取得网名是智叟，也能够窥见他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追求，以及常言人之所未言人所不敢言的性格特点。 

三，王老师长于文字拙于语言表达 

王老师是个知名的学者，应该说他本来还可以更知名些。除了上面我说的他有点倔强之外，就是他的语言能力了。

王老师文字能力很强，这一点从他的著作和博客上可以看得出来。一般地，一个人如果文字不好是很难去选择写博客的，因为那要使自己在很多人面前受审视。王老师的科学网博客是/u/王铮，发表的博文一共有1295篇,应该不算少了。他最后一篇博文发表于2020年3月5日，首页上还有同一年撰写的怀念地理学家刘泽渊和胡焕庸的博文。

尽管文字能力没得说，王老师的云南口音却很重。每次听他说话，刚开始支着耳朵还是能听清楚的，后面逐渐就变成murmured，就很难听清楚了。如果王老师能够在口才上表现更好，从而可以把自己的学术思维和成果贡献对更多的人说清楚，影响力应该会更大些。 

四，王老师是入世的学者 

王老师非常关注国家发展，他最初学地理，后来又从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研究对象也都是和国计民生关系很密切的问题，甚至，他的博客也都是和现实紧密相关的。科学网上王老师最后一篇博客还在讨论温度和病毒以及疫情的关系。

当然，他的研究也是如此，每每都是政府最为关注的主题。这里不去多说，只是介绍一下他写的两篇时评文章，

两篇文章都发表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现在改名为《科学与社会》），第一篇是关于研究生教育的，2002年刊载。文中尖锐地指出，“最近两年，研究生毕业就业形势越来越差，很多研究生找不到对口的专业，这当然与我们的教育对产业进化的响应速度有关，但是供大于求也是一个原因。”而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研究生数量也还在美德两国之下，到了今天，我们的研究生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所有国家了。

第二篇《对“985”工程的两点批评》发表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年第三期，他认为，985工程首先就是在学科布局和空间战略上有明显不足，而空间战略是它的第二个不足。文章认为985在北京遴选的高校（八所）太多了。

可以看到，王老师忧国忧民之心是非常强烈的。 

五，王老师对我的提携 

王老师是非常愿意帮助提携年轻学者的人，对于同事里能帮的他都愿意帮一些，所以在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不少拥趸。我第一次参加香山会议就是王老师在自己组织的一个主题会议上邀请去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香山会议的特点，没想到是一个闭门会议，只有受邀的人才能前往参加。

后来王老师主持一个大的科研项目，让我负责了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后面我多次参加他组织的项目推进会，心里对此非常感激。其实，王老师自己虽然在本单位成立过研究中心，当过主任，但这并不是一个官儿，所以，他能够帮助他人的能力其实有限。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不吝提携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

王老师因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非常关心他的母校，除了学术上对来自华师大的年轻学者有所提携之外，有一段时间还在华师大做过实验室的主任。 

六，王老师的身体 

刚和王老师做同事时，感觉王老师浑身都是劲儿。有一次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一位研究气候风险的McDonald教授来我这里访问，我还特别邀请了王老师带着弟子一起交流，他很认真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当时他好像从其他会上过来，不过为了能够和国际学术同行交流，匆匆从一个会到了这个会。

后来等王老师到了六十岁，就感觉他的身体有点弱了。

我有时会见到他出入办公楼，也会聊上几句，但是深聊却不多了。以前还能有机会同桌吃饭，可以多说一些，但是吃饭的机会渐少，也就是同行的几分钟里说几句。就问及过他的身体，有一次是急病后康复了来过办公室——还是惦记着他的学术，他说还比较幸运地能从死神那里回来。

只是，这一次王老师却驾鹤西去了，知道消息我非常难过。不过，他的弟子遍天下，应该很多都在继承他在学术上的遗产，把王老师的学术继续往深处宽处推进，这应该也是王老师可以欣慰的了。

王铮研究员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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