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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万家墨面没蒿莱》所述,《朝霞》展示了上海普通市民七十年代的生活。所写普通市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多数是非职业的读书人。当年职业读书人的职位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在我看来,那些职位包括各级(国家、地方、高校、工厂等)的政论文章写作和文艺作品创作,以及中外经典的翻译和注释,还有高校的师生。第一类职位其实是我中学时的职业愿景。除了个别年长者,《朝霞》没有写这些职业的读书人。如果按年龄分,《朝霞》中的非职业读书人分为三组,成年、青年和老年组。成年组其实是职业读书人,只是有些失去了相应的职位。
成年组的代表人物是马立克的父亲马馘伦,通晓六种语音的翻译家。七十年代在北京中央编译局德语小组后来的编译三室工作。他除了完成必要的翻译任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相对自由的读书思考。如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菜谱,雅典城邦的学术与政治,南斯拉夫电影主题曲中翻译的错误(“朋友再见”应该是“姑娘再见”)。作为口头翻译随团去过南斯拉夫。在阅读思考和亲身经历中也有政治的敏感。如元旦听到公开发表的《念奴娇·鸟儿问答》立刻想到,“末日时间的预言之声不绝如缕,人民是否隐隐感觉疲惫,以一首诗作为新年文告,是否又意味着一场风暴将要来临,太久了,......共同体一直在扮演最后审判的历史角色,为了革命和信仰,为了平等,为了来自底层的平等呼吁,新型的权力需要寻找新型的敌人,内部与外部、胆小鬼、投降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一次,尚未被宣判的撒旦会是谁?(p. 262)”也有幽默感。妻子抱怨北京的住处太小,没有书房,他回答,“现在只有毛主席有书房,因为他要在书房接见外宾,尼克松基辛格西哈努克亲王塞拉西皇帝,别人要那么宽敞的书房干什么?(p. 99)” 他自言,“想做学问,结果只是做了政治工具,却不能研究政治。(p. 433)”
还有其他几位成年组的学者。马馘伦的妻子张曼雨也曾是教授。虽然小说中主要在关心儿子,有时也有金句。如“笔杆子都没有好结局,要么整别人,要么被别人整(p. 288)”。马馘伦的朋友浦卓运,似乎还在被改造中。写信非常谨慎,恢复通信的第一封信只有十六个字,还摘自刘向《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p. 93)”偶尔也有精策之语。读了些权谋的书,便感慨,“百无一用是书生,除非为虎作伥。《韩非子》,《商君论》,《君主论》。(p. 420)”上海的朋友何乃谦落实政策“被吸收到市革委会新成立的一个编译小组去协助工作,协助,就意味了不是阶级敌人了,即便还不是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起码也是人民的朋友了(p. 211)”。何乃谦能够给在上海的马立克一些指导和帮助。
所谓青年组是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在小说中有哈尔滨军工大学毕业生马立克和复旦大学毕业生林耀华两人。他们在大学中所学专业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无法继续获得这一专业在世界范围的进展信息,交流停止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运动高于一切,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立场与态度,而不是专业创见与发明,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情境里面,有一种人诞生了,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剩余思考力和求知欲指向了政治哲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甚至神学(p. 352)”。这是他们读书思考的共性。
马立克“博览群书,一目十行(p. 413)”。他出身书香门第。“五十年代开始,客人越来越少,书越来越多(p. 413)”。“目睹落到身边的人头上的不幸使我们不安、难受和同情(p. 380)”。读书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存在方式。“我没有要我寻找的指环,我无处藏身,我所到之处,就是我的家。(p. 449)”“如果一切书本都是欺骗,今天的世界不会是这样(p. 49)”他似乎是自觉的异端。“红旗飘飘烟囱林立灰色工业大城市里,一定还残存着零星思想异端,如果不这么想,就无法解释自己此刻疯狂思想,不会只有一个人,或许还很多,不是不知道思想一直在被公开监视,个人思想成了危险之物,积极的监视者和胆小的告发者是大多数,他们不需要自己的思想,他们按照一份甄别思想的教条。(p. 18)” 他的读书笔记涉及拜占庭陷落后奥斯曼帝国、《商君书》、古罗马作家还有尼采《敌基督》《偶像的黄昏》《意志自由论》。列出书名的书还有《论出版自由》《论宗教自由》《大卫·科波菲尔(英文版)》《失乐园(英文版)》《浮士德(德文版)》。对社会认识很清晰。“在那个时代读哲学,并且为之入迷,马立克猜想一定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多年之后必成废物,哲学只能成就极少数人,然后这些极少数人就用所谓的哲学迷惑大众,哲学不仅善于安慰自己,还善于对人吹嘘自己具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知识背后的那个唯一知识的能力,......,前者覆盖整个自然界,后者覆盖整个人类社会,不相信这两种绝对真理的哲学教授必须打入牛棚,忠诚于这两种绝对真理的哲学教授可以继续上课,这个伟大的最后真理必须把世界阻挡在外,或者必须先把自己关在笼中,因为绝对真理是纯洁的,而那个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外部世界就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期一再被推迟,绝对真理不能允许一切外部世界的谬论邪说渗透进来,因为真理很容易被谬论邪说击败。(p. 206)”他还与洪稼犁牧师讨论《圣经》中的《箴言》《传道书》《雅歌》《列王纪》。洪牧师发现他“对知识有兴趣,对真理有怀疑(p. 311)”,并建议他先读《新约》。其父亲马馘伦有更现实的考虑。写信建议他,“我们一家,可能最好的工作领域就是外语,你有语言天赋,自学能力强,现在这个时局,暂时看不清,但是不会永远看不清(p. 312)”他已经学了俄语英语和日语。
林耀华的读书笔记涉及经济学,历史,哲学怀疑论、政治学等。他自称,“我其实对......讨论并没有特别嗜好,除非它不容许被自由讨论,但是这样一来,继续讨论......就要准备牺牲,人家还没有听懂你的话什么意思,你任务就结束了,在一个不准谈论......的地方谈......不需要见识,需要的是勇气,所以这就是当年我们讨论一点点......经常无法深入、流于肤浅的原因(p. 25)”他看得很清楚,“伟大领袖对外国知识了解比较少(p. 23)”。对阿诺的读书有具体的指导。给他看《新阶级》,“阿诺翻开看了几页,……发觉自己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发抖了。(p. 161)”他叮嘱阿诺,“不要和自以为很保险的朋友讲这些。……不怕你一个人心里想,怀疑,保持警惕。……就怕你搞个小圈子,一个组织,那会杀头的。(p. 165)” 对阿诺讲,“《哲学史演讲录》,你一定要看黑格尔,精彩啊,这种游泳不游泳的随手例子很多,根本不稀奇,人家这才叫理论。(p. 187)”
阿诺主要是读外国文学。1971年等待分配时读普希金、托尔斯泰、马克思和巴尔扎克。七十年代读欧洲爱情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高龙巴》《初恋》《欧根·奥涅金》“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这些陈腐发霉的旧书为他打开一个令人心跳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在他身体外部,又在他身体之内,在他体内的最深处(p. 45)”。“天天躲在家里看外国爱情小说,爱情哪在书本里,爱情就在我们周围,爱情就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p. 206)”女友纤纤对他这种爱好不以为然。“看书是解恹气,没有女朋友,空虚,只好看书,有了女朋友,还要看书,要么是书蠹头,要么就是不喜欢我(p. 423)”。除了爱情小说,还有其他的书。《昆虫记》《道德的谱系》《赫鲁晓夫回忆录》《约翰·克里斯朵夫》《忏悔录》《出类拔萃之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回忆录》。毕竟他只是初中毕业生,马立克写的读书笔记他都看不懂。同样是读《新阶级》,与林林写提纲式读书笔记不同,阿诺摘录了“‘新阶级’贪婪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但是没有后者的朴素与节俭美德;排挤异己,就像贵族阶级,但是没有后者的教养和骑士风格。(p. 169)” 后来阿诺“着手伪造读书笔记,把自己的思想、怀疑或感受,模仿各种风格,常常以晦涩、迂回、重叠的复句和漫长的从句,采取将主语不断移去的拙劣伎俩,混淆视听,不知所云,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十七八岁的人所能写出,最后,借一个名,甚至捏造一个名,隐藏于子虚乌有的署名背后,一则一则地混杂在他的笔记本中(p. 419)”。
小说中的年轻人多少读些书。林耀东感慨,“天天孵了屋里看爱情小说,稀里糊涂掰开眼睛看看周围,每个小姑娘身边都有一个从来不看书的男人盯牢,恍然大悟,晚啦!(p. 133)”不过他到柳州出差时还随身带了《金银岛》《化身博士》和《巴尔干的炸药库》。江楚天在1973年就认识到,“现在只能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阶级,支配一切,一个是被支配阶级!(p. 143)”而李致行对马克思有强烈兴趣,他发现马克思“好像不太关心贫困的犹太人境况,只对有钱的犹太人充满敌视。(p. 191)”
小说快结束时,作者有段议论,似乎是读书有助于预见性。“你们从不读你们必须要读的书,看上去你们好像知道所有的事,看透了一切,你们也从没有目标,高谈阔论浑浑噩噩,该结束谈论了,世界转向,看见没有,你们该醒醒了,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义务,迟早而已!形势已发生变化,变幻莫测的可能性随时会发生,不可能的机会或许将莫名其妙地出现,不是为了你们的前途而是为了他的前途,大风暴雨来自雷电,却也润泽了大地,老天爷不管你们,连你们父母都罩不住你们,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儿呢,世界很难被我们理解,你们的生存事实本来就是一个奇迹,也可能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振作起来到明天,明天不属于那些无所预备的人,还来得及,趁着这个世界没有解散,难道还不懂吗?(p. 455)”这种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成立。毕竟读书的人不多,能读开窍的更少。
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尤其是对读书人。“历史的车轮啊,个人命运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偶然性与必然性舞台的关系,意志消沉者死,强大者生存,或者得以幸存,但是还会有更残酷的斗争与抵抗(p. 62)”从那个时代熬过来走出来的人,都格外强健。我自己赶上的时间很短,但与年轻人打交道时,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他们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
作者吴亮,1955年出生于上海卢湾。向明中学70届初中毕业生,16岁进入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工作,历任泥瓦匠、钣金工和冷气机修理工。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调入上海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从事专业文学写作至今,2009年起任《上海文化》(1993年前称为《上海文论》)主编。出版有文学批评专著和论文集以及随笔集和回忆录《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今朝放荡思无涯—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非学界故事)
休对故人思故国—学界小说丛谈之《悬空的十字路口》
艰难苦恨繁霜鬓—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力学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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