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的异化：管理的魔术与规训的技术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上海 200240）

在科技管理发生显性作用的诸要素中，经费的分配模式以及约束条件的设立无疑对于科技共同体受众而言最具敏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费分配与管理模式的有序化恰恰是科技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最见效的技术手段。尽管近年来中国科技经费的分配与使用中出现了一些违规现象，但是，对于经费问题的讨论更应该关注一般性问题，而不是纠缠于个别性问题。只有基于此，才能找出隐藏其后的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措施。对此，本文主要就经费分配与管理问题探讨如下两个问题，希望能够尽量全面地阐释清楚经费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它对于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机制，最后提出一种拟议的经费分配改革方案。

一经费总量矛盾与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纵观中国经费分配中出现的诸多乱象与冲突，究其根源仍然是国家经费投入总量不足造成的，据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11年的R&D投入也仅达到占GDP的1.83%，同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比例多为2.5~3%之间，而我国的全时科研人员的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这不可避免地造成由于经费总量不足而带来的科技界的过度竞争现象。客观地说，中国科技界的投入-产出效率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效率最高的，仅就科技论文一项而言，连续几年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总量都是世界第一的，试问中国还有哪些领域能够用如此少的投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技界是目前国内各行业中资源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目前中国人均科研经费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根据简单的经济学原则不难判断，中国科技界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的阶段，这个时期继续加大投入将获得更大的回报，这已为世界经验所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之所以做出如此明确的断言，是因为即便按照美国政策专家万•布什的简单线性模型来看，加大科技投入也会促成一种简单因果链条：即由基础研究开始、经由应用研究的拓展，再到产业发展的直接因果相关性。同时，加大投入，不仅仅在短期内收获各类可见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安排为未来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相当于人力资源投资，一旦知识资本形成，这部分资本会扩散到社会的所有角落，从而带来各地知识资本总量的累积增加，为未来整个社会与产业的发展与升级提供智力支持。换言之，科技投入增加会带来众多显在与潜在的收益，这是向其他任何行业投资所不具有的典型溢出效应。美国的强大，不在于仅仅拥有几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而在于它拥有多年积累形成的分布均匀的知识资本，这一切都得益于对于科技的大胆投入。因此，继续加大对于科技的投入，是中国在未来世界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现在的问题是，在科技投入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分配结构严重不合理，主要体现在：资源的过度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从而加剧了总量不足的矛盾，并造成资源的低效率以及共同体不满情绪的增加，从而消解了原本具有敏感性的经费要素对于共同体成员的有效激励效应。笔者这几年一直在批评重大项目的泛滥趋势，其主旨在于批评资源的过度集中现象。由于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远没有达到如此遍地开花的阶段，盲目增加重大项目，其原因无非两个：其一，由于评价体系落后，对于快速增加的科技资源缺乏有效的分配有手段，为了掩盖管理技术滞后的现实，导致管理部门被迫采取经费单项倍增的懒惰行为，以此化解管理模式落后所遭遇的压力；其二；垄断权力与政绩冲动。由于权力发生作用的模式主要有两种：支配能力与规训能力，前者是通过国家机器背书所赋予的强制性，而后者则是通过资源的分配以自愿的形式实现对群体的规训技术。牢牢控制住资源的分配模式，也就相当于实现了权力的垄断。至于管理部门的政绩冲动，则是权力对于未来岗位责任与预期租金的应答与渴望。这一点无可厚非，问题是大项目与大产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大项目不一定出大成果，在这个链条中决策的依据充其量是一种对未来可能性的赌博而已。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为了缓解当下资源总量不足与分配结构不平衡的矛盾，可以采取三种措施：其一，重大项目大幅瘦身，中小项目适度扩容，以此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中国整体科技实力；其二，根据人才水平的能力分区原则，资源投放规模也相应设置成大、中、小项目，任何人只准选择一个级别的申报，严禁赢者通吃现象带来的资源边际效用递减现象的发生；其三，在总量资源配置中，应该把科研项目申报与科研保障经费供给并列，科研人员可以任选一种支持模式，以此缓解每年快速增加的申报与评审压力。喜欢冒险的科研人员，可以选择申报项目，不喜欢冒险和浪费写标书时间的科研人员可以申请保证性经费支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这里的难题在于如何划定保障性科研经费支持的人数。笔者曾建议，模仿体育界排名的模式。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委托中立的评估机构，定期评选出每个学科排名前1000名学者的名单，以此做为潜在保障性经费资助的种子选手名单，入选者既可以选择申请保障性科研经费支持，也可以与其他人一起选择参与各个级别的项目申报，但二者只能择其一。这种定期学科排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国家可以时刻准确把握各个学科的学术资源储备情况，以备国家需要时快速调集科研力量。

经费的分配不仅仅为了取得短期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培育人才，以及为整个社会积累知识资本库存，因此，经费分配中的分区原则是化解当下诸多矛盾的一种有效办法。毕竟水涨船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曾戏言，当下的中国多一个、两个诺贝尔奖，对于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意义不大，仅具有象征意义，远不如整体实力提升带来的收益高。到那时收获更多诺奖也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经费分配的异化：符号与规训

当下中国科技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科学评比商业化，谁的经费多，谁的水平高？没有经费，你什么都不是。经费原本是对研究活动的一种支持，这是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没有经费的支持，今天的科技事业很难维系。究其本意，经费是国家对未来成果的预先赎买（或预定），以此，维系知识生产的链条不致中断。这项举措原本是对科学研究的支持，而实际却演变为权力与符号资本的共谋：权力利用经费实行对共同体的规训；共同体则希望通过申报项目积攒符号资本，为未来换取更多的经费。至此，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的格局：权力享受纯粹操纵的魅力，申报者承受绝对不确定性的失望。由此，科学研究的志趣就发生逆转：从自由探究向投其所好偏转。这个空间内滋生着潜在的权力与符号的交易。可怜的经费被异化了，异化的经费加剧了权力与符号资本的相互欣赏，管理者如变魔术般享受着对他者实行全方位规训带来的满足感。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评价标准：经费在权力的导引下按照规模的大小支撑着一系列符号拥有者的升腾与坠落的命运。对此，无需赘言，中立的旁观者见证了科技界喧哗背后的苍白。经费作为规训手段，通过逐渐完善申报边界的设置，彻底形成对共同体的由表及里的多层次规训，科学成为权力展示力量的舞台，通过经费分配实现对于未来成果的预订机制，科学就完全被限制在可控区域：一个可控和可预期的科学符合管理者对于不确定性的防御，但这绝不是一个好科学。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的原始创新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创造力和成果原本是不确定的事情，现在已经被事先设定好了，这期间所丢失的东西正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所在，科学研究再次成为计划模式的牺牲品。

在权力与符号的共谋中，共同体为了成功获得经费，以及随之累积的符号资本，也只好按照权力划定的路径前进，在这条路上科学本身已变得不重要了，它已经从研究的目的沦落为获得符号资本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不是主仆之间的游戏，而是平等地探究。笔者之所以反对大项目，其内在缘由也在于此，越是大项目，规训手段越彻底，也越远离科学本意。只要看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很多所谓重大项目，很容易发现这套规训技术的身影，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只不过由于学科本身的特点，做得更为巧妙一些而已。坊间所谓的设租-寻租行为无非是权力与符号共谋的初级形式而已，还有更多的能力向权力让步而牺牲科学性的高级形式。那么如何解决这个越来越难以治理的顽疾呢？这才是本文关注焦点所在。

经费从功能角度来说，它不是时尚的奢侈品，而是科研工作的必需品。作为科研的血液它必须提供三种基本功能：首先，满足研究工作的最基本需要；其次，与共同体成员获得承认有关的精神愉悦需要（符号资本形式）；第三，为追求真理提供自我实现的需要。目前，中国科研经费配置的现状大多维持在第一个层次，由于权力的渗透，个别大项目就沦落为权力与符号资本的交易，很少有第三个层次的出现。经费提供的显性激励机制大多是来自于前两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的实现，则需要从业者发自内心的自觉与对使命召唤的主动应答。上述说法稍微有点形而上的味道，那么回到现实操作层面，就要简洁很多。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的状态-结构-绩效三元模型提供的解释空间，为使经费管理回到有序高效状态，改变经费的分配结构是当下的首要任务，上面提到的分区设想就是为了解决结构问题，由此，管理目标所追求的状态与绩效变量自然会得到根本性改善。这个三元结构模型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结构变革必须遵守公平原则；状态的改善则要充分考虑到不同主体间的协调性；而绩效则是对微观个体的效率要求。满足这三个原则，经费分配就是一个严格按流程操作，逐渐释放激励功能的过程。基于此，困扰科技界的经费分配异化现象才能真正得以避免。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应潜伟教授的邀请写的，与潜伟兄的合作很愉快！本文发表在刚刚出版的《科学学研究》2013（10）上，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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