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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精选

已有 10700 次阅读 2012-3-7 05:48 |个人分类:我的父母与学生时代|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文革后恢复高考，是文革结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1977年8月，在一次科学教育座谈会中，邓小平拍板于当年恢复高考。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0月21日，媒体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考试，考试科目有四门：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都是各省自己出题。现在见到的数据，当年积压了大概12届的学生，报考人数是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约4.8%。记得贵州的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在考场里虚构了一段理发店里的故事，手都写酸了。北京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从这些作文题，就可以感到一种时代的气息，一种赤裸裸的觉醒，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出伪娘的年代，高考都整些啥我很难想象。

77年高考前，我正在贵州省地质局水文队做学徒工，背包跟师傅在黔东南的山沟里跑野外水文填图，我曾经写过些故事，链接在下面。从通知考试到正式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们又在野外，复习的时间有限。不过我得到队领导的照顾，让我当了一回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机会回省城贵阳，在局机关开会，可以回家，还可以吃会议伙食，油水比较大，有肉，增加了我的信心。记得在局机关三楼的那个会议室里，大家讲学毛著的心得体会，啰里啰嗦碎碎念了两三天，我就躲在后面看高中的课本。上面那张照片，就是我们队里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成员，其中两位女生，是我们三八钻井队的代表。做领导的工人阶级们，一个个帅呆了。

因为高考仓促上阵，各省步调不一，最后我们是在78年的二月才进的学校。所以今年二月，是77级毕业三十周年。下面那张图，是我们班三十几个同学和老师以及系领导在82年元旦那天的合影，那时北大图书馆还没有现在前面的楼，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坪，就是我们合影的地方。现在那片草坪被新的楼占领了，每次去那里看，图书馆的大门差不多就开在路边上，感觉有点堵得慌。

那年上大学时，人们的普遍概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理科学生报考数理化的人忒多。中学、高中时我的数理化和语文在班里一直都是拔尖的，但我最终选择了地质，这个靠两条腿吃饭的勾当。当时填的志愿是，北大地质系，南大地质系和成都地院三个选择，一根筋走到底。这样的选择，和我在地质系统成长的环境是有关的。我本来挺喜欢去做记者，但当时阶级斗争把人的关系搞得很坏，我选择了面对自然，而不是去和人打交道。现在来看，其实学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好不好玩全看自己。

77级的招生过程是很不公平的，带点文革时期的匪气。北大清华等名校，仗着自己的招牌，优先到地方上按考分捞人，不管你报什么专业，把考分最高的一拨学生先搂回来再说。我们班当时收了30个学生，后来又插进来了5个北京的学生。这三十几个人中，知道地质是怎么回事的大概不到10个人。报数理化的人，想学经济、心理学、中文的人，糊里糊涂就被塞到地质系里来了。班上同学的年纪相差也很大，最小是62年出生的，最大的和共和国同龄。说得感性点，就是一班“乌合之众”。

大家不通地质，在野外表现得最明显了。我们到北戴河实习时，老师把我们带到野外点上，问大家能看到些什么地质现象，平时能说会道的嘴，现在都不啃气了。实在说，大部分的同学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最后老师点了我的名，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从地质队来的。我在水文地质队虽然只干了一年，但从组队出野外，跑路线填图取样记录，到最后专家组来验收，从头到尾完整的填了一副图。因为我字写得还行，验收时的很多图表都是我做的和手写的，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记得当时在北戴河我们站在一个断层带上，我就把断层的走向，断层角砾，两盘的岩性和关系，凡是我能看到的地质现象，大侃了一通。讲完后，带我们实习的老师说，孟津同学讲得很好，我没有补充的啦，大家自己观察。最后写实习报告时，有学生去问老师柱状图怎么画，老师说：去看孟津的。哈哈，故事很多，以后慢慢讲。

那时大家都带着一股拼命的劲头来上大学，生吞活剥，玩了命的干，尽管今天来看，那时不得要领，读了很多死书。每天从早到晚，背着书包，拎着饭兜，在宿舍、教室、食堂和图书馆之间窜。早饭是棒子面粥、馒头、窝窝头加咸菜，中午醋溜白菜加米饭馒头，晚上馒头米饭加醋溜白菜，一年吃到头。我提醋溜白菜，因为它是北大食堂最常见、最便宜的一道菜，好像是五分钱还是一毛钱一份，记不得了。因为素得慌，偶尔就会到学校对面的长征食堂要个荤菜解馋，常见的是木须肉，喝瓶啤酒，奢侈一把。多年后我又和同学回长征去过，但已经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菜没有当年糙，人没有当年馋。

上学的几年中，每天大家结帮到图书馆抢座位。门没开就排上了队，一开门大家哗就往里冲，往椅子上扔书包、扔书、扔饭盆占座位，跟现在家乐福大甩卖的场景差不多。晚上不撑到11、12点不回宿舍，回到宿舍有时不洗不漱，到头就睡。第二天六点起来围着五四操场跑步。营养不够，过度劳累，脑子里常常是一团浆糊，效率很低。但大家都死抗着，谁都不愿比别人少干一分钟。

轻松点的时候，是我们每周一次到北大澡堂去洗澡。先呲牙咧嘴下到烫人的水池中去泡，浑身泡成粉红色、满头大汗时，爬出来同学之间互相帮忙搓背，搓出来一条条的东西，噼里啪啦往下掉，砸在脚跟上。然后到喷头下，屁股顶屁股的洗头。浴室雾气的混沌中，可以听见隔壁女生叫喊得很彪悍，挺好听的。

快乐的时候，是搬了木板凳，挤在宿舍过道上，看电视机转播中国女排夺冠的比赛。前面的人坐着，后面的人站着，再后面的人站在板凳上，黑压压的一片，把电视机围个水泄不通。喊啊叫啊，那个叫投入，女排不夺冠都不好意思了。

热闹的时候，是到三角地带围观竞选学生会主席的辩论，很有些启蒙的味道。三十来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感激那些在那里辩论的人，他们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当时的同学都该知道。无论今天在什么地方，观点如何，当年的那些辩论和追求，体现了真正的北大精神，那是不该丢的东西。

在校期间，我们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因胰腺癌过世，让我们体会到些生死人情。在他生病后期的那段时间，班上的同学尽管学习紧张，大家还轮流去医院照顾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用盆子装上热水为他洗脚，他自己因为腹水，肚子鼓起来，已经没有办法弯下腰来。真的不愿看到他的脸，人到那个时候，脸上那种病态的苍白，眼镜片后面空洞的眼神，嘴里说：今天打了个嗝、放了个屁，感觉好起来了。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健康人很难理解的，也让人感到心酸。他是一位高干子弟，要是还健在，不知会是啥样子，这就是命运的一种吧。

前面我说我们是一班“乌合之众”，是因为各种想法的人都有。念书当中，有位同学转到心理学系去了，他很喜欢心理学，但学校一般不让学生随便转系。后来他找医生开了个“平足”的证明，不适合学地质到野外走路爬山，就顺利转走了。从那以后，我经常会观察我的脚底，发现它们其实也挺平的。

毕业后，同学们做鸟兽散，天南海北都去，干什么的都有。有同学发明了建楼房的装置，申请到国家专利，刚好又赶到那些年全国各地都在建楼房，靠自己的专利，他有不错的饭吃。有的同学当了官，有的同学下了“海”，各显神通。最值得一提的同学是老宋，比我大两、三岁，陕西武功人，上大学前就喜欢农村经济，被塞到北大地质系来后，经常逃课，自己在宿舍读经济学的书，啃高等数学，等等。他喜欢抽烟，而且晚上不睡觉，经常熬到黎明。他抽的烟，是用撕成片的信纸，自己卷那种家里带来的老烟末子，我都忘了那东西该叫什么了。唯一记得的，就是他最后要用舌头厚厚的舔一下，用口水把裹成长喇叭状的烟卷沾上，然后很深的吸。我睡他对铺，深更半夜里我醒来，看见烟头火光后那副模样，像饿狼一样。很多故事就不细说了，从网上摘一段对他的介绍：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82年--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做农业经济研究。1985年--1988年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宏观经济研究，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8年10月--1991年8 月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1991年8月--1995年6月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生。1995年9月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兼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总经济师。”

这无疑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路是人走出来的。老宋现在是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有“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的称号。当年和他睡对铺，被他的烟熏了几年，我少活至少N年。我以后要是没饭吃了，得去找他。他只要宏观上给我透点信、支个招，我就享用不尽了。

当然，我们也有路走得不是很顺利的同学。尽管大家现在日子过得都不错，但一辈子只能做一次的事，想做没做成，抱负没有能完全达到，心里多少会有些遗憾。不过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闯荡过了，努力过了，用不着成败论英雄，我们都该为这一代人自豪。30年后回头看，能幸运搭上77级这趟车，有机会在这个变幻的世界上走一遭，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