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读到一篇《Science》短文：《中国基于价值的经费资助的希望》，看来《Science》对中国科研倍加关注呀。如此说来我也有希望在《Science》上崭露头角了，只要如法炮制一篇“替天行道”的文章就可以了。

    我一点也不否认中国科研体制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弊端，事实上，本人作为这个庞大队伍中的一员，并没有从项目中“捞”到多少实惠，手中那点可怜的经费还没有人家项目结题后剩下的零头多。曾几何时，当我对彩电、冰箱等奢侈品还只是梦想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他家的冰箱彩电甚至睡觉的床都是实验室的消耗品。我当时就想：“这世界真不公平，论年龄，人家不比我大，论付出，人家活得比我潇洒，为什么我就这么无能呢？”不过，我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虽然见过了很多，听过的更多，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四川大学那位教授在《Science》上写的那么糟糕。如果说施饶的文章针对国家科技部的重大项目多少反映了一些实情，大家只是认为他们把问题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有失偏颇，四川大学这位教授的言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该短文中有一段话：“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四川大学约30%的正教授和70%的副教授得不到可由他们自己支配的经费来支撑一个研究项目。此外，在那些拥有项目的教授中，经费的分配非常偏向于官员的喜好。”我不禁想问：正常的体制就是所有的教授或副教授都应该得到经费资助吗？四川大学30%的教授得不到经费资助不正常吗？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吗？我觉得这位教授的逻辑有点问题。

    并非所有的基金都是那么的黑暗，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就是典型的代表，我们说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几乎支撑起了中国科研的半壁江山大概不为过，我远不是从此项基金中“获益”最多的人，但我愿意对此说几句良心话。我们只要张大眼睛仔细看看，大学里、科研院所里，但凡有几分研究功力与积累的人有多少没有获得基金的资助？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获得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资助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也许有人会说，项目申请中也存在人情关系，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是由人评审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情因素，但有人情因素未必就不是正常的。举例来说，如果同时有两份材料在我的手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另一个与我素不相识，我会这样选择，如果我的朋友比另一个人强，我会毫不犹豫给朋友打高分，如果两人实力相当，难分高下，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倾向我的朋友，如果我的朋友比另外一个人明显差出一大节，我肯定不会把朋友的分打得高于另一人的分。我相信任何有良心又讲点“人情世故”的人都会这样选择，不管你对此如何评论，这是实情，我不认为这就是学术腐败。按照目前中国教授、副教授的状况，似乎不必对30%与70%的比例大惊小怪。

    我认为，施饶的文章没有恶意，最多是观点上的不同，但四川大学这位教授的短文则给人一种愤青的感觉。有意思的是，《Science》似乎对这类观点有所偏爱，历来照登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