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传统中医学的现代思考
||
传统中医学发展到今天，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既有全球性“中医热”、“针灸热”与国内医界“乏人乏术”、“信仰危机”的鲜明对比，又有“保持特色”和“中医现代化”的尖锐冲突，诸如此类问题常常使人困惑不安，也直接干预了其战略决策。为此，对传统中医学进行宏观考察和理论剖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医特色分析
早几年，随着“东方文化回归热”和“寻根热”的兴起，“保特中医特色”成为中医界的热门话题。何谓中医特色？尽管其外延各说不一，其内涵似乎可以这样规定：所谓中医特色，是指华夏民族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受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态（思维方式）影响所形成的，对生命现象和疾病事实的独特认识及其独特的诊疗风格（其中，“独特”二字就意味着以现代医学和其它传统医学为参照系或比较尺度）。今天，当我们用动态观念全方位考察科学史和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就会发现某一学科的“特色”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整个科学却始终处在融汇、渗透、分化、变动之中。诚然，“特色”（即矛盾的特珠性）是事物独立存在的内在依据，但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认识的飞跃，昨天的特色可能成为过去的历史，明天将产生新的特色。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消逝着。”
然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医热”、“针灸热”又似乎为“保持特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使显而易见的常识变得模糊起来。其实不然，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近、现代科学？为什么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潮水般的冲击，中国所有的传统科学几乎一下子土崩瓦解，唯独中医苦苦挣扎之后保留下来，奥秘何在？恐怕古代朴素而辩证的自然观、古代综合而整体的方法论，仰或传统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以及中医志士仁人的誓死捍卫都不是根本原因，主要还是中医有效而实用的临床经验。国际性的“中医热”、“针灸热”也是“热”在它的以自然疗法为主的实际效应上，“热”在现代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多和对疑难病症治疗束手无策的前提下。
中医热病学的兴与衰，便是典型的例子。数十年前，威胁人类生命的大敌是热病，近三、四十年来它逐渐让位于心、脑血管病及恶性肿瘤等等。然而就中医本身而言，热病学是发展得最完善、最具特色的，前有《伤寒论》，中有“火热论”，后有“温病学”，有一整套的理论和实践，在磺胺药和青霉素发明和应用之前，中医治疗热病远较西医效果好，那时西洋医生在中国开的诊所多是牙科或眼科。可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抗生素的广泛运用及其免疫学的蓬勃发展，西医在短短几十年内就控制了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传染病，消灭了一些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当今中医治疗热病的疗效并没有降低，其诊疗风格并没有改变，然而却逐渐受到冷落。因此可以断言，任何理论一旦变成“屠龙之术”，即便是千般特色、万般保持，最终也难以坚守下去。
二、中医理论考察
当我们用科学哲学的眼光来评价中医学理论，通常有三种角度。
1．从中医学的逻辑特点出发，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约定俗成 首先，概念是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中医概念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规定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如肝阳、肾阴、脾气、胃火、肺金、风寒、湿热等，似实而虚，若有若无，其物质概念虚化，属性概念物化，二者混淆之后无物可验，无象可察，人们长期厮守着一种空洞的约定。继而，由这种空洞、模糊、笼统的约定性概念演绎出来的中医理论大厦，也体现出明显的约定性特征。例如疟疾的病理是风、寒、暑、湿、痰浊之邪，伏于少阳半表半里，用小柴胡加常山、草果等治疗是和解少阳，祛邪截疟，它并没有反映疾病现象和医疗事实的本质原因和内在机制，人们还可有多种说法与之相持不下。这就是约定，可此可彼，可独存可并立，人们接受任何一种都无关紧要。由于没有科学检验作为标准，中医理论呈现出长期争鸣，各有其是或从一而终、因袭相守的局面。尽管历代医家也力图从临床事实中去寻找依据，却难以突破逻辑体系的惯性作用。
2．从中医学的实用性出发，认为中医理论是一个贮存和再现经验事实的工具系统 就象磁带贮存声音或图象，文字记载事件和思想。例如“风热袭肺”的理论陈述，我们不必计较其实际内容——“风热”为何袭肺，它只是“发热、微恶风寒、头痛、无汗或少汗、咳嗽、胸闷、口微渴、苔薄白、舌边尖红、脉浮数”等疾病表象的载体（或代称），“辛凉解表，宣肺泄热”也不论其所指为何，是否确凿，它只是银花、连翘、桔根、薄荷、牛蒡等方药组合载体。这样，理论无非使经验知识化繁为简，变无序为有序，运用起来方便简单，临床上说到“风热袭肺”，一系列证候表现便不言而喻，提起“辛凉解表”，一系列方药组合就随机而现。作为工具的中医理论，与其约定性相似，只联络有关临床事实，并不表达真实机制，或此或彼无须考察是否符合客观实在。中医理论的这种工具性特征，表明中医学仍停留在经验水平，这种貌似理论的经验工具极大地妨碍了中医经验的理性化要求。
3．从中医学的客观性出发（即追求理论与实在的符合），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以思辨猜测为主的未经科学检验的假说体系。 “实证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问题-猜测-反驳”，通过不断的证伪猜测来逼近真理；一种是“经验-假说-理论”，通过不断的证实假说来发展真理。总之，无论“证伪”或“证实”，科学检验都是重要的环节。假说或猜想是事实机制的探讨性求索，科学检验是测定其客观与否的唯一途径。由于中医理论的“约定性”或“工具性”特点，由于中医学中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严重脱节，科学检验就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而且，一些似实而虚的约定概念，一些由这种概念推演出来的理论原则，一些可此可彼的经验载体（或工具），何以验证？何须验证？然而，没经科学检验的假说，即使源源不绝，并演绎出严密的体系，由于其每一个网结都缺乏客观实在的支撑，如同一个折断了右翅的大雕，花费十倍气力也只能在原地拍打，它们没有向真理迈出最后而又最关键的一步。
三、中医治学反思
如果说经学思想和治经学的方式对中医学的发生和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后来，它注定地要对其突破和升华形成巨大的阻碍作用。
1．崇古尊经窒息了面向事实、注重实践的求实传统 孔子提倡“君子有三畏”，对于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必须畏而敬之，他治学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医界儒者经法古则“法必仲景，言必内、难”。如徐灵胎宣扬“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认为《伤寒论》“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陈修园更奉仲景为孔丘，比《伤寒论》为“四书”。这种风气弥漫医界，许多人“束发就学，皓首穷经”，注疏发挥，烦琐考证，把医学研究的对象由病人异化为“典籍”，研究目的从探讨疾病规律变成争符先贤原旨，导致理论脱离实际，甚至临床疗效也成了经典理论的诠注和阐释，人们很少从医疗事实本身去认识和发现其内在机制。
2．求同排异淹没了勇于批判、大胆创造的冒险精神 孔子修性治学，以“中庸”为最高境界，程颐释为“不偏不倚谓中，恒常不易之谓庸”。这种求同排异、忽视变动的思维方式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古希腊医学能在近代脱胎换骨，突飞猛进，很大程度取决于一大批长于批判、勇于探索的“疯子”，维萨里向盖仑挑战，帕拉塞尔苏斯抛弃了希波克拉底的“四元液学”说，他们一次次更新着医学理论，把古希腊医学带到了近代医学的行列。然而，中医学却云集了一代又一代“以经典是非为是非”的“信徒”，即使在今天，著述立说引几句前人的结论就言之有据，提新观点如果不找几条经文作“靠山”就不踏实。因为的确，标新立异、离经判道就会受到冷落和鞭挞。君不见，闪灼着现代微生物学之光的气学说，追求脏之真迹的求实学风，至今仍拒于医门之外？！传统理论的惯性和众多医家的排异心理构成一种极大的淹没力量。
3．直观思辨排斥了严格检验、严密论证的科学逻辑 与理学家强调“尽心明性”、“默识心通”相一致，中医学注重“直观类比”和“医者意也”。由于传统文化中形式逻辑和数学语言相对薄弱，人们只得借助取类比象和思辨猜测来建立医学体系。后来又由于实验方法的长期落后，这种表象经验加思辨联想组合的理论体系不仅无法接受科学检验，而且削弱了为更深入考察机体、环境和疾病的微细联系和微观结构而发展工具的迫切需求。
4．重用轻理抑遏了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水乳交融 与重视礼教的“伦理型”文化一样，中国古代科技也表现为“绝对地以国家‘实用’为主”，数学为了测量，天文学附于历法，生物学知识存在于农学和医学之中。尽管中国科技的实用性是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但实用的价值取向终将局限人们思维的升华，也注定了中国科技不可能进入更高层次。它是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的根本原因。因此一方面，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拘于《内经》体系，长期徘徊在思辨的迷宫里；另一方面，其应用研究始终处于“黑箱调节”的经验水平。人们的实用观念决定了其只求“想当然”，不求“所以然”的实践特点。随之，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形成两个各自封闭、互不干涉的小循环圈。而且，应用过程中提供的事实和问题，全都可以在“万能的”理论中找到现成答案，人们逐渐对探索未知失去兴趣，基础研究变得可有可无起来，根本难以产生“临床<==>基础”的加速发展机制。
发表于《医学与哲学》1989（8）：19
思考中医
https://blog.szjingmu.com/blog-279293-1346840.html
上一篇：有关中医药防治乙型肝炎临床研究的几点看法
下一篇：范式的示范 ——中医学体系为什么一脉相承
